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 刑事立案审查的变迁及其走向预期

　　丁玉华律师，青岛刑事案件律师，现执业于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秉承诚信、谨慎、勤勉、高效的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name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来，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提供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法制建设尽了绵薄之力;在办案中不畏权贵、据理力争、维权护法，受到当事人和法院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

自诉案件的立案

自诉案件由于起诉的主体不同，法院在登记案件时所审查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不仅要求对主体以及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还要对起诉的案由进行审查，具体应当侧重在：

对自诉案件的案由进行审查，可以提起自诉案件的范围。第17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作出了规定。

审查自诉状数量是否齐全，有无明确的诉讼要求。有无明确的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住址，联系方式。同时也要注意自诉人的联系方式是否注明。

审查是否有相关证据，自诉案件不同于公诉案件。公诉案件是经过侦察机关的侦察，一般来说是在具备了充足的证据的情况下由公安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所以在立案时只提交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即可。自诉案件由于当事人自行起诉的，自诉人负有举证责任，要对其所指控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自诉案件要由相关的证据才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刑事立案审查的变迁及其走向预期

关键词: 刑事案件/侦查制度/立案审查 　　　　一、对立案审查的追问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立案”，是指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不包括或有意忽略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在侦查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有其内在的运作机制。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立案审查的行为内容、工作方式、手段、性质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对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中的行为内容及其法律属性、侦查机关审查中的权限等问题，不仅在理论界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因其运行失范偶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现象的发生。　　对立案审查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立案审查中能否采取法律规定的侦查程序中的一些侦查行为以及强制措施行为如勘验、检查、鉴定、拘留等，学界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立案审查“是通过调查、询问甚至拘留、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审查控告、检举、自首的材料。”该观点进一步说明：公安司法人员在立案阶段对于立案材料的审查，一般是通过对材料本身的审查，然后针对不够清楚、不明确或无证据的事实进行一般的调查，如补充材料、进行访问等，在如暴力犯罪等案件性质比较特殊情况下，或者如交通肇事案等因情况紧急非用侦查措施不可的情况下，应当允许采用某些侦查措施。这种操作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部分规定中的“采取紧急措施”，有助于立案任务的完成和为侦查或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符合司法实际工作的需要。　　该观点还认为，只要依法进行，在立案审查阶段对人身进行搜查也不违法。这是因为，在立案阶段的一般调查、审查中，发现嫌疑人身带凶器、可能隐藏危险物品、可能毁灭或转移犯罪证据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并非违背立法本意，只是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立案手续，将立案后侦查中必须采用的搜查手段根据案件特殊需要提前进行。同样，立案审查阶段对现行犯、重大嫌疑人实行拘留也不属于违法行为。在立案审查中即在立案决定作出之前，是否可以采取某些侦查措施，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1]　　从上可以看出，该观点所持的立案审查既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调查、侦查，甚至还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虽然该观点主要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论证了立案审查包含可以采取一些侦查行为甚至强制措施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是绝对程序主张者，从中又可以体味出法定立案程序可有可无或者补一个立案决定书即可的意思，因为法律未将立案程序中紧急措施的种类予以明示。侦查人员对在特殊情况下搜查、拘留的采取以及情况紧急的自行判断，使得侦查人员在此情况下侦查权启动的程序依据以及合目的性会遭受任何对侦查权行使保持警惕的人的合理怀疑。这种观点中的立案审查实际上和立案后侦查行为的内容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立案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审查行为方式、性质的遮蔽，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是否依照侦查程序启动的固有规律，立案程序本身有改造或废除的必要呢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程序，因此，基于立案程序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立案前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并不排除公、检、法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而且，根据司法实践经验，这种审查活动往往需要借助于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但是，需要采用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决定立案前采取的上述方法，其性质也只能是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2]　　这种观点一开始注意到了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审查手段的合法性依据问题，明确了决定立案前的审查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随后的论述实质上是一种因制度设计缺陷与实际操作需要的矛盾所导致的欲要兼顾圆满但其论证又使人难以信服的一种文字游戏。立案审查除了对材料本身的审查，还可以采取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但类似于侦查措施的方法，这种说法是为了迎合合法性的委曲求全呢还是更好地为司法实践的操作辩护呢如果方法类似而性质不同，那么立案审查中通过类似侦查措施方法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就不能及于侦查程序，这与刑事诉讼追求效率的目的不符，会导致侦查程序仍然重复立案阶段的工作。实践中，立案以后的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再进行立案前已经进行的相应的勘验、检查等活动，而是直接将立案前通过勘验、检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不仅作为证明完成立案任务的材料使用，而且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清楚的材料使用，已经使其具有了诉讼证据的属性。以立案前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所承载的双重功能看，立案审查活动采取的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又有多大程度上的质的区别呢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立案审查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调查方法。公安司法机关在此时适用的一般调查方法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第128条所规定那样，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并且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通常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活动以及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均应在立案以后进行。[3]的启动基础，侦查应位于立案之后的立法意图，认为立案审查行为不仅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一般调查，但不能采取强制性侦查活动，或者说其主张立案审查行为的内容只应限于一种类似于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任意侦查行为，而不能是一种强制侦查行为。但是，这种一般调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能否直接及于侦查程序，该观点并未给出答案或者说不宜给出答案。　　同时，“但通常情况下”的表述并未完全否定在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在立案审查中采取某些侦查措施的可能。实际上，该观点的学者在同一著作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在紧急情况下，法律允许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决定立案的同时，采取某些诸如拘留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搜查、鉴定等强制措施或侦查方法。”只不过“这些诉讼活动的开展，仍然是为了完成立案的任务，即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事先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领导的批准，事后必须迅速补办立案手续。” [3]

　　在此，笔者追问的是：学界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否仅仅由于司法现实在立案程序中审查之客观需要实际上，在公诉案件中，立案的决定权虽由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但因其权力的具体行使依托于追诉人员，人性弱点加上我国现实司法状况，意欲通过立案程序控制侦查权的行使以及侦查措施的扩张适用几乎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侦查手段可以用作立案审查手段适用的现实以及立案程序、侦查程序由同一机关负责的制度设计，已足以表明若想区分这两个程序中适用的调查手段是多么地困难。　　是否所有的刑事案件仅凭一般的调查方法就能够解决立案审查中除了管辖权这一程序性审查之外的实质审查条件呢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部分刑事案件往往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尤其是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更是如此。因此在现实中，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控告以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相应的现场勘验、物证检验、尸体检验、搜查扣押、调查访问、围追堵截犯罪嫌疑人等一系列活动，否则稍有懈怠，就可能丧失搜集重要证据材料的机会，如有些痕迹物证因时间的推移所导致的可能丧失等等。固守本来就不合理的制度规范而忽视司法实践中符合侦查程序启动规律的操作现实的理论解说，是